2012/5/1 16:01

專家指出，目前涉及食品生產銷售企業的食品安全責任保障、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預警、危機處理等重要制度尚不完善。比如企業銷售含有蘇丹紅的鴨蛋，違反了有關法律法規，會受到監管部門處罰。但消費者直接向經營者索賠仍會遇到困難，因為要有證據證明消費者食用了含蘇丹紅的食品，且因這種食品損害了健康。而這個因果關系很難取證，不僅需要有關部門鑒定檢查，還涉及到時間問題———蘇丹紅對人體的危害可能是潛在的、潛伏的，不是今天吃了蘇丹紅、明天就能檢測出身體受到危害。

從實踐經驗看，在食品安全維權中不妨引入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對消費者懷疑存在質量問題的食品，可以由生產銷售企業負責舉證證明產品質量合格，包括付費請專業機構進行鑒定、接受監管部門的檢查等。然后再根據舉證情況分清責任，由責任方承擔相應的費用，簡化消費者的維權過程。

賠償太少懲罰太輕

維權成本高在眾多投訴中都有體現，在有關食品方面的維權中尤其明顯。大部分食品的價格都不高，投訴成本遠遠大于消費者獲得的賠償，這使很多消費者自認倒霉，放棄維權。

在記者親歷的一些涉及食品的投訴中，很多投訴都因消費者的索賠要求與生產銷售者的處理意見相差甚遠而無法解決；在那些達成賠付協議的投訴事例中，通常也只是以生產銷售者退換貨為最終解決方式，沒有額外的補償。法律專家表示，有些食品投訴并不適用雙倍賠償條款。按照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雙倍賠償適用條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有欺詐行為；如果經營者在提供商品和服務時沒有欺詐行為，依法是不能要求雙倍賠償的，只能退換貨。也就是說，消費者若不能證明銷售者是明知故犯銷售質量不合格食品，就可能得不到銷售者的雙倍賠償。

維權成本和賠償數額的矛盾不僅侵害了消費者權益，也給生產企業留下可乘之機。部分生產企業會“打小算盤”：提高產品質量將增加成本，既然法律規定的賠償有限，不如等消費者提出問題再進行賠償，反正也賠不了多少。由此就出現一個維權怪現象———本來應該保護消費者的法律反而保護了生產企業。

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建立鼓勵投訴的制度，加大懲罰力度。對消費者而言，如果索賠的成本高于索賠所獲得的賠償，那么從理性的角度看，很多消費者會放棄維權與索賠。若想讓消費者積極維護自己的權益，應當采取措施，保證消費者不會因維權而遭受損失。對此，法律專家建議可以將最低賠償金制度納入相關法律法規，鼓勵消費者進行投訴。比如在美國很多地區，消費者只要因產品或服務質量不過關而受到損傷，不管情況如何，最低賠償額度都是200美元，這一最低賠償額在有些地區甚至達到1000美元。最低賠償制度的好處不僅在于提高消費者的維權積極性，而且能讓那些在小利益上損害消費者權益、卻心存僥幸的生產銷售者望而卻步，因為哪怕被發現一次，也會面臨相當高的賠償金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