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5/1 16:01

癥狀二：監管投入大收效低

處方：風險評估關口前移

嚴衛星委員指出，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還是以市場監督抽查為主要模式，結果是覆蓋廣，投入大，浪費多，收效甚微。理想的監管模式是要關口前移，重點管理生產過程以及原料，市場監督抽植、查充其量是補充手段。

“當前這種‘大撒網’式的抽查監管模式和資金投入，應該‘移植’到食品安全的風險監測評估工作中。”嚴衛星坦言，雖然去年我國已經建立了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制度，但重視程度和投入資金遠遠不夠。“如果能從種植、養殖環節等食品生產源頭開始收集資料，直至食品運輸、銷售的終端環節進行評估監測，找出高風險產品類型、地區、環節等，那么各個監管部門就能夠根據各自的工作職責有針對性地進行控制，不僅節約成本，而且提高效率。”

癥狀三：食品安全陷入信任危機

處方：厘清責任強化教育

今年1月1日，《小康》雜志和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聯合發布的《2010-2011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近七成受調查者對中國食品“沒有安全感”。

嚴衛星認為，將多種以食品為載體而進行的違法活動所造成的健康損害都歸咎于食品安全問題，是造成公眾食品安全恐慌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的概念是食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對健康的損害，而以三氯氰胺為代表的非食用物質添加問題，其實是觸犯刑法的問題，應從食品安全的大框架中剝離出來，這可能就會讓公眾對食品安全有一個新的認識。

李蓉認為，當前公眾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識、法制觀念并未有大的加強。“教育是食品安全防御措施的基本環節。社會應形成一種氛圍，使食品的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維護者和創造者三重身份，從而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力。”

癥狀四：人少事多矛盾日益突出

處方：修訂疾控機構編制標準

沈進進說，非典之后，各級疾控中心的房子、設備都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疾控中心的編制依然是上世紀80年代防疫站時候的標準，人少事多矛盾突出。例如，鹽城市有820萬人口，疾控中心核編僅98個，很多具體工作落實到人頭上，只有半個負責人，開什么會都得這個人去，還要指導監督下級、承擔網絡直報等任務，這種情況能保證監管質量和法律法規執行嗎？他建議盡快編制頒布“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編制標準”，為保障食品安全做點實事。